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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迁徙到关中的豪门子弟一掷千金，极尽奢华，使长安城成为了世界第一的繁华大都会，“五陵年少”“茂陵子弟”也成为后世富二代的代名词。

    对于迁走的豪门留下的田地，政府出资低价收购，而后分给流离失所的无地贫民，使许多赤贫百姓得到安置，可以安心种田，国家税收也得以增长。

    总而言之，陵邑制不仅削弱了各地豪门的势力，强化了中央集权，抑制了土地兼并，而且由国家组织平均了社会财富，对于增强中央权力、缓和社会矛盾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实行百余年的“陵邑制”在崇尚儒学的汉元帝时期终止。而在豪门崛起后的东汉，“陵邑制”更是无法恢复实行，皇帝的权力也无法再达到西汉的高度。东汉末年时，皇权越发式微，皇帝甚至堕落到要靠地方军阀来供养。

    在“陵邑制”和其他加强皇权的制度下，汉朝的中央集权程度不断加强，在武帝时达到顶峰。汉武帝的权力是光武帝刘秀所无法相比的。这也是在后世眼中汉武帝十分强势、光武帝却温柔许多的重要原因。

    从汉高祖到汉武帝这段时期，中国才真正确立了大一统王朝的统治模式，充分证明了中央集权制度的可行性，使这种体制成为后世两千年历代王朝的样板。

    有赖于历代王朝的努力，天下一统成为中华大地全民共识，中国经历了数次分裂，最终都能归于一统，而不是像欧洲那样各国林立。

    刘钰作为先知的现代人，知道东汉后的历史走向，那是一个豪强崛起，士族门阀开始形成的时代，当然要想法子予以避免，所以提出了恢复“陵邑制”。

    大臣们合力反对在他的意料之中。反对的声音，有的说无须实行，有的说无法实行，一时争论不下。

    刑部侍郎郭躬说道：“陛下，从古至今，关东河北、河南、齐、鲁等地一向为繁华之地，人口众多，农商发达，关中虽为帝都所在，与之相比亦有不足，当是时，从关东迁徙富户至关中，是损有余而补不足，自应如此。而自王莽乱政以来，天下大乱三十年，百姓流离失所，有赖陛下雄才大略，关中率先安定，先前迁走避难者争相还乡，更有各地避乱者持续迁入，陛下又招纳流民，发放土地，吸引关东流民入关，陛下践位九年，关中人口增加数倍。反观关东，一直处于战乱之中，土地荒芜，人口凋蔽。如今看来，关中繁华更胜关东，此时再从关东迁徙人口至关中，是损不足而补有余。若恢复陵邑，则关中人口愈密，土地不足供养，而关东人口愈疏，荒地无人耕种，益发凋蔽。陛下，凡事当顺势而为，不可逆势而动，此一时彼一时，陵邑虽善，非其时也。”

    郭躬出身颍川郭氏，精通律法，其堂兄郭敬在皇帝定颍川时献关投靠，郭氏一族随之归附朝廷。经过几年的发展，郭敬军功日盛，郭躬亦在朝中步步高升，郭氏双星都正当壮年，在军界政界分别身居高位，郭氏一族因此迅速崛起，已成长为豪门大族，在颍川一郡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若是陵邑制施行，郭氏一定在迁徙之列，在当地多年的经营将毁于一旦，因此他的反对在皇帝看来多少掺杂了私心。

    郭躬行事一向稳重，他是个心中有数但是谨慎发表意见的人，这次表态亦是在多人发言之后，可是他终究没有忍住，最终跳了出来，可见对于此事确实是极力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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