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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荐鼓”：记述打猎而归时路遇之情景。

    石雕之所以珍贵，除了艺术性之外，最珍贵的就应该是其上的石刻文。

    这些石鼓就是一个个元墩子，根本就没有什么艺术可言。

    如果上面还有黄金浇铸的时候，那时候十尊石鼓一只只金光闪闪的，看着还感觉十分养眼。

    但是现在上面的黄金都被剥离了，而且一个个饱经风霜，自然没有什么艺术价值了。

    所以，有价值的还是其上的刻纹。

    就是由于石鼓上的文字，使石鼓身价倍增，被当时得文人墨客大为赞颂。

    实际上从秦公之后，这十面鼓再也没有在世上出现，直到唐代，它再一次出现在众人面前时，便以悠然古朴的姿态惊艳了世人。

    石鼓上有大篆，而唐朝有擅长书法、诗歌的大家，在这种历史条件的因缘际会之下，一些唐代“大咖”们也纷纷为石鼓的艺术价值而折服，这其中就有欧阳修、褚遂良、虞世南等。

    张怀瓘《书断》云：“《石鼓文》开阖古文，畅其戚锐，但折直劲迅，有如铁针而端委旁逸又婉润焉。”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谓：“《石鼓》如金钿委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采。”

    当时的书法家，如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等都十分推崇石鼓，并亲自临摹做拓。

    传世墨拓善本，有元代赵孟頫藏本。

    许多当时的文学家，如杜甫、苏轼、韩愈等，都为石鼓作诗。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做石鼓歌”——韩愈这些文字记录着秦统一前的历史。

    石鼓文，亦称《猎碣》或《雍邑刻石》，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

    无具体年月，唐人韦应物和韩愈的《石鼓歌》，都认为是周宣王时期的刻石。

    宋人欧阳修的《石鼓跋尾》虽设了三个疑点，但还是认为属周宣王时史籀所作。

    宋人郑樵《通志略》则认为《石鼓》系先秦之物，作于惠文王之后，始皇之前。

    近人罗振玉《石鼓文考释》和马叙伦《石鼓文疏记》，都认为是秦文公时物。

    这与韦、韩说法出入不大，只相差十七年。

    据郭大师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距宣王更近。

    所不同者，出于宣王时史籀手笔或秦臣手笔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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