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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民耕种的井田，永远不可能像真正的私有财货那样转让和继承，自然更谈不上自由买卖。

    井田制还有一个孪生的制度，就是奴隶制。

    那时候，国王、诸侯（部族首领）和大小族长，都拥有大片土地（封地），这就是私家井田。

    这种私家井田，主人对土地虽然也没有名正言顺的最终处置权，但却比平民仅有的耕作权大大进了一步。

    只要领主不犯罪，不招天子讨伐，不在战争中失败，这些土地实际等同自己的私有财产，可以转让、赠送甚至买卖。

    有了土地，就得有人耕种，国王、诸侯和族长，就把战俘、罪犯以及因各种原因依附于他们的穷困庶民，强力安排在自己的土地上耕耘，这些劳作者便是奴隶。

    “奴隶”一词，春秋战国已有，只不过不常为人用罢了。

    《后汉书·西羌传》记载了一个春秋秦国的奴隶逃亡故事，开首云：“羌无弋爰剑者，秦历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羌人谓奴为‘无弋’，以爰剑尝为奴隶，故国名之。”这个无弋爰剑，便是无数的奴隶之一。

    奴隶主除了给耕耘者留下仅够生存的物品，收获物必须全部上缴土地主人。

    国王和大大小小的诸侯、封主、族长及其家人，正是依靠从这些“奴隶井田”和自由农夫的公田缴来的收获物，维持着军队、官吏和舒适富裕的生活。

    官私井田的劳动者奴隶，也叫做隶农，他们没有官府承认的自由民身份，官府“料民”（户籍登记）也不登记他们入册，他们的身份只存在于领主的“奴籍”之中。

    来源于战俘和罪犯的奴隶，脸上还烙有或刺有主人家族特有的徽记，即或脱逃，也无处容身。

    世世代代，奴隶们只能在主人的井田里无偿劳作。

    奴隶耕作的私家井田与自由民的井田，唯一的不同是，私家井田的中央只有水井而没有公田。

    谷挈

    千百年下来，井田制和依附在井田制上的奴隶制，已经成为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

    就土地数量而言，自由民耕作的（有公田与自耕田之分的）那种典型的井田，所占有的土地数量，远远少于由隶农耕种的私家井田。

    后来，私家井田渐渐地获得了国王认可，被称为“封地”，也就是封赐给贵族的个人土地。

    这种被强力禁锢于井田中的耕作奴隶（隶农），是奴隶制的最主要部分。

    另一种奴隶，是劳工奴隶。

    这种奴隶分为官府奴隶和家庭奴隶，来源也是战俘、罪犯家属及穷困沦落者，官府奴隶除了做仆役外，就是在官府工程做苦役。

    又经过了殷商六百多年，西周春秋六百余年，随着人口增多，商品交换的发达，土地质量恶化以及频繁的战争、政变等等因素，自由民的土地越来越少，隶农依附的私家井田越来越多，社会重新出现了人欲横流的无序争夺，井田制已经是千疮百孔了。

    这时候，一些官吏家族用强力掠夺、金钱买卖、没收罪犯等手段，巧取豪夺了大量土地，成为许多诸侯国的新兴地主势力。

    另有一部分大商人也用金钱买得了大量土地与依附奴隶，同时成为新兴地主。

    新兴地主占有大量土地与人口，日渐主宰了许多诸侯国的政权，对“王权——井田——奴隶”这种旧的存在方式形成了巨大的威胁。

    新兴地主想要创造出私家政权的基础，就要不断扩大自由平民的数量，就要使土地成为可以流动的财富。

    而旧的王权要维持自己存在的基础，就要使“民不得买卖”的井田制固定下来，使流动的土地重新变成凝固于井田框架的“王土”，否则，天下便不能安宁。

    王权与“世族”的争端自此开始，大争夺导致了长期的大动荡，导致了连绵不断的杀伐征战，天下大乱了。

    于是，诸多有识之士提出了各种救世主张。儒家坚定地主张恢复井田制，孔子直到孟子，儒家奔走天下数百年，为此不懈呼吁。

    道家的老子提出了“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返古主张，事实上也赞同恢复井田制。

    墨家并未表达自己的立场，只是提倡兼爱非攻，想要制止争端，从人性的角度来救世，属于中立派。

    而新出现的地主贵族和法家人物，却极力反对回到古老的井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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