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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夫斯纳推测说，丑国旅馆草创之初便如此之大，是因为旅行者不像欧洲人那样，在不同城市都有自己的亲戚朋友，大多数美国人也不习惯寄宿别家。

    还有一点更为重要，丑国旅馆业的兴起和丑国成为世界强国的过程完全平行。

    到了20世纪初，很多人已经把大城市的旅馆当成了家，尤其是来到经济起飞地寻找机会的青年夫妇，以及不停地涌入新兴产业基地的专业人员。

    这些人帮忙把曼哈顿的房价抬上了世界巅峰，让旧金山由一座滨海小镇变成了西海岸的重镇。

    旧金山在1848年仅有500人，仅仅过了不到30年，它的皇宫酒店就已经有755个房间了。

    又过30年，福特推出了t型车，在丑国成为一个轮子上的国家之后，寄住在酒店里的丑国人更没必要买房了。

    因为他们将会在几个城市之间流转，反正，最终还可以一路驶回在小镇的故乡。

    为什么与现代旅馆有关的一切几乎都是由丑国人来推动？

    因为没有谁比他们更习惯这样大规模的、周期性的迁徙。

    希尔顿的生意在1919年的得克萨斯应运而生，8年后是马里奥的万豪，喜来登则由汉德森和摩尔创业于1937年。

    到了1957年普利兹克打造新品牌凯悦的时候，很显然，这个产业已经是现代生活的标配了。

    人们可以用大酒店品牌的有无判断一个城市全球化的程度——注意，最后一位20年后也创立了普利兹克建筑奖——“当代建筑的风向标”，看来，也和城市流动空间的风向标有关。

    回顾当代旅馆并不能算很长的历史，很容易看到它并不是一种类型确定的空间。

    换而言之，让巴尔扎克捏起鼻子的下等人公寓，不差钱土豪们在异乡的寄宿地。

    和20世纪成就了一个产业的连锁品牌，其实并不是同一类建筑；

    或者，只允许女宾小范围活动的上流社会下榻处，以及等而下之的小酒馆，也无法用同样原则设计。

    如果一定要说这多样化的选择中还有什么勾连，那就是每种旅馆的兴旺都和城市的境地有关。

    旅馆之梦也是城市野心腾达的梦，这种梦境首先是故乡/异乡转换的社会学，它具体的建筑容器要感谢一种现代发明：

    社会学和空间，两者须臾不可分离。

    纽约的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旅馆，最初也是旅馆业大亨阿斯特家族的地产。

    一开始不到五层，它不免仍是一座向欧洲上流社会致敬的纪念碑，虽然名为旅馆，威廉·沃尔多夫·阿斯特希望，它尽可能低调奢华，少点“典型旅馆的特点”。

    经理博尔特却天才地瞄准了丑国人独具的优势：越大越好！

    位于同一个街区的华尔道夫旅馆刚刚竣工，博尔特就开始说服这些不同产业的主人们把业务合并在一起。

    所以，事实上它是两个旅馆的合体。

    这种合并多亏了丑国大城市的独特建筑样式——摩天楼，它不全听艺术家的建议，只服从地产投机的逻辑。

    此前芝加哥的礼堂大楼也是一座引人注目的酒店。

    谁说电影院之类大空间一定要放在购物中心顶层？

    在当年，这些旅馆房间就悬挂在跨度达到75米、高近30米的剧院的空洞之上。

    即使在19世纪末的人看来，这种思路也是脑洞清奇。

    然而，现代意义上的结构技术那时已相当成熟，有了电灯，建筑的尺寸再大内部也不至于全黑。

    只要时尚风向让大规模的地产投资有利可图，工程师们就可随心所欲，建造出体量巨硕构造奇特的建筑。

    不管你在这个体块内如何“雕凿”，哪怕像礼堂大楼那样挖出一个大洞，它的各个部分和功能之间也可以随心所欲地拼接。

    至于是否抄袭欧洲建筑的外表，已经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

    剧院加酒店居然是恰到好处，于是，旅馆之中上演了一幕大戏，演出不止于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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