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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特尔说要找的心理学讲师叫做桑代克，是他曾经的一名学生。

    哥伦比亚大学同样算是清末民国时期对中国留学生比较友好的一所大学。

    桑代克尚且十分年轻，只有30岁，当他看到卡特尔带着李谕来到后，立刻请他们来到自己的办公室。

    桑代克的办公室比较小，大概就是一个宿舍大小。如果是教授，办公室可能有间教室那么大。毕竟这个年代教授更是稀缺品，一所大学都没多少。

    桑代克听完两人的想法，思忖道：“智力测验的确是一项与教育息息相关的事情，不过所有涉及人脑的理论都是最难以捉摸的。”

    卡特尔说：“所以我才想要与你们一同研究此事，集思广益，越多优秀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家参与其中越好。”

    桑代克说：“既如此，老师，巧合的是，正好有一位出色的心理学家与教育家刚刚来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兼职教授，我想他要比我水平高得多。”

    卡特尔问道：“哪一位？”

    桑代克道：“约翰·杜威。”

    李谕听到这个名字眼前一亮，真的是个非常好的人选。

    约翰·杜威不仅在美国国内名气很大，在中国也堪称民国时期教育界的“精神导师”，有不少教育家出自他的门下，或者从他那里受益良多，比如胡适、冯友兰、陶行知、张伯苓、蒋梦麟等。

    整个民国时期，国内的这些教育家对杜威十分推崇。

    杜威在中国待过几年，他在见证了“五四运动”后，对中国的态度大大改观，也是促使他留在中国多年的原因。

    杜威是美国心理学会的会员，并且曾经担任过多年会长，卡特尔自然知道杜威的本事：“要不是亲自来一趟，我甚至不知道杜威先生已经离开芝加哥到了纽约。”

    杜威此前是芝加哥大学哲学系、心理学系和教育系主任，并且当过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总之已经成名。

    可他与芝加哥大学校长因为一些问题产生了分歧，所以来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做兼职教授。

    但名义上是兼职教授，哥大却重视得很，他也从此开启了他人生中最长的一段任职。

    很快，李谕在一间更大的办公室中见到了这位实用主义哲学大佬。

    “您好，杜威先生。”李谕同他握手道。

    杜威说：“李谕院士果然如传闻一般年轻。我对你一直好奇得很，很想知道你的大脑到底有什么不同，竟然可以做出这么多举世瞩目的成就。”

    李谕笑道：“您不会也学解剖学吧？想要解剖我的脑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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