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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老子的，小爷我终于明白了，原来所谓的投资有限公司其实就是放高利贷的啊，怪不得陈文龙不好意思和我提呢。

    “那我再回去考虑考虑。”我回应道。

    “好，好说，都好说。”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张口要吐。

    我赶紧溜了出来，三下五除二把口袋里的香蕉吃完，把香蕉皮仍在了洗手间门口。

    格老子的，敢盯上小爷我的女朋友？

    来参加婚礼的记者也有不少，光我认识的就有五六位，史杰端着相机拍个不停，还有几位报社老总也来了。

    每位记者都收到了一份厚厚的红包。邀请记者必送红包，美名其曰“车马费”，就像上手术台前送医生红包一样，是大家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大部分记者都对此笑纳，不收红包，以后活动就没人“敢”请你了。

    甚至还有个别记者会主动索要红包，我们报社以前有个同事，特意买了个红色的皮包。

    每次采访结束后，他就嚷嚷：“我的红包放哪去了？”

    被采访的单位只好心领神会，乖乖地奉上红包。

    我自然也不能“脱俗”，但我把收到的红包都用来资助西部山区的两位学生了，并学习当年的名记邵飘萍，红包照收，文章照写。

    陈文龙递给了我两个红包，被我严辞拒绝，“我是作为你兄弟过来的，你要是给我红包，就拿我当外人了。”

    “当然不是外人，咱们永远是好兄弟。”他拍了拍我肩膀，走了。格老子的，为什么都拍我肩膀？小爷我的肩膀又不是领导的马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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